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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定地方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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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斗争复兴和抗日救亡运动

发布于:2013-6-4 16:45:23 点击量:

一、在革命低潮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保定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九一九事件发生后,中共保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保定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农村,继续发展组织,壮大革命队伍,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19278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后,派巡视员到保定视察,建立了中共保定特别支部委员会,由直隶二师党支部书记韩温冬负责。保定特支成立后,积极稳定党员情绪,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团结进步势力,发展基层组织,使党的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为了加强对保定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领导,19281月,中共顺直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保定特支,建立中共保定县委(也称中共保北中心县委),加强与城乡各基层组织的联系,检查指导各地党组织工作,使保定的革命形势开始好转。

19285月,国民党新军阀占领保定,掀起了“清党”运动,企图彻底消灭保定共产党组织。保定一些学校当局借“清党”之机,勾结反动军警,疯狂压制学生的革命活动。11月,保定党组织负责人、二师党支部书记韩温冬,因领导学生进行反“清党”活动,被视为激进分子而遭逮捕,保定党组织随即停止活动。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二师继任党支部书记侯薪(侯喜全)、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习从真(习生连)、第六中学党支部书记于澄波(于涛)挺身而出,联络党员,经过多次酝酿,于1928年冬自动组建了中共保定市委,推选侯薪为书记,习从真、于澄波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主动担负起稳定保定党组织,领导基层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责任,不但使保定城内的基层党组织很快从消沉中活跃起来,而且恢复和健全了保定周围一些县的党组织。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到保定视察工作后,将侯薪等人自动组建保定市委的情况向省委做了汇报,得到了省委的承认。

党组织在农村的恢复和发展    在保定城内党组织恢复发展的同时,各县党组织和党员在顺直省委巡视员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刘秀峰(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九一九事件中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回到家乡完县,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1927年夏,为便于领导完县、满城两县党的工作,在完县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完满联合县委。9月,又在完满联合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完县委员会,到年底,全县共建立起了14个基层支部。19288月,中共完县委员会撤销,建立完()()()()()中心县委,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到1930年共有28个基层党支部和小组,党员695名。

王志远(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九一九事件中被捕入狱,19277月保释出狱后,回到家乡博野县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在原中共博蠡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博蠡临时县委。19288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博蠡县委员会。1930年下半年,根据博蠡地区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成立了中共博蠡中心县委,除领导博野、蠡县党组织外,还领导安平、饶阳、深泽和高阳、肃宁、安国、清苑等县部分地区党的工作。

张廷瑞(原中共保定支部书记),九一九事件中在天津被捕,1927年经营救出狱后,回到家乡涿县永乐村开展党的工作。在村里办起了平民学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了5名党员,经中共保定县委批准,建立了中共涿县特别支部。1927年和1928年,在保定各学校读书的许多学生党员,利用寒假和暑假的机会,回到家乡积极发展党员,在唐县、定县、安新、望都、徐水、易县等建立了一些支部。

总之,自1926年九一九事件后,保定党组织遭受敌人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处于低潮,加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使得革命环境更加残酷。在严峻的形势下,保定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传播革命火种。经过艰苦努力,在保定周围各县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这样,就为党组织进一步领导城乡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8年和1929年保定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广泛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对统治。

19286月,博野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强迫农民购买“八厘公债”。中共博蠡临时县委决定,由农民协会出面,组织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反抗“八厘公债”的斗争。农民协会发动了三四十个村庄1000多名群众到县城集会,高呼反对“八厘公债”, “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愤怒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县长对话,质问:“现在人们连饭也吃不上,拿什么给你交公债!”县长无言以对,从此再也不要“八厘公债”了。同年10月和192956月,县委还相继领导农民开展了反官盐店斗争、“穷人会”的斗争和砸国民党部的斗争。1926626日,正值博野庙会,农民协会组织了数千名农民齐集国民党县党部门前,把县党部的负责人揪出来,由宋鹤梅(中共小庄头支部书记)当众宣布了国民党部走动衙门、挑词架讼、勾结豪绅压迫农民、贪污受贿、吃喝嫖赌等8大罪状。广大群众极度气愤,当即砸了县党部办公室。这些斗争,狠刹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192812月,安新县三台镇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开展了打土豪、斗贪官、破除迷信的活动。首先发动群众,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把全镇72座寺庙的神像拉倒,寺庙摧毁,夺回了寺庙的土地,打碎了几千年来束缚在老百姓身上的精神枷锁。之后,在国民党县党部地下中共党员的支持下,状告一些村长欺压百姓的罪行,迫使县长王升批准农民协会主持选举全镇6个村的村长、村副。在三台镇农民协会斗争的影响下,安新全县有29个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从此,安新县的农民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从1929年到1930年,先后开展了反堤工会、苇席税、产销税和取消斗秤牙行剥削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

19293月,国民党保定当局在农村勾结地方豪绅,建立了所谓的“农民协会”,作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扼杀农民革命斗争的御用工具。为了打击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在中共保定市委的领导下,共产党员李光新、李松斋、刘协五等,在清苑县西南部农村,发动贫苦农民,团结中农,建立了“农民同盟会”。当时“农民同盟会”把“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土豪劣绅压迫农民”、“反对苛捐杂税”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1929年底,国民党清苑县政府颁布了增加土地买卖税和屠宰税的法令。清苑县党组织决定领导农民进行抗税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由抄纸屯、齐贤庄、张庄3个村的农民同盟会出面,在张庄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武罗侯等十几个村的100多名代表。会上通过了不缴纳屠宰税,减轻土地买卖税一半、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决议,会后将决议公诸于众,并上书国民党清苑县政府。经过反复斗争,县当局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好免了年关屠宰税,土地买卖税减了一半。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

中共保属特委的建立  农民武装暴动    19306月,中共顺直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在京东、直南、保属3个农运中心建立中共特别区委员会。同月,委派原省农运书记郝清玉、省委秘书徐云圃到保定,在中共保北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保属特别区委员会,郝清玉任书记,徐云圃、阿唐、张兆丰、崔寿山为委员。

保属特委建立后,积极领导保定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30815日,组织领导了完县五里岗暴动。由完满唐易望中心县委成立了以韩永禄为首的暴动委员会。暴动队伍在西五里岗把地主“八大家”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抓获了“八大家”之首的“活阎王”韩省三。在尧城村打开了地主石麻子的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在下邑、东七里岗、下叔、台鱼等村庄,暴动队伍打土豪分田地,缴获地主武装。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500多人,收缴地主长短枪300余支。8l7日,暴动队伍打出红旗,根据省委指示宣布正式成立红二十二军,红军司令部总指挥韩永禄,副总指挥葛占龙、高辰。821日,在韩永禄指挥下,暴动队伍兵分3路,对完县县城守敌发起了攻势。经过两天一夜激战,城内守敌渐不能支。此时,敌驻保部队二十二师一部赶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暴动队伍撤出攻城战斗,将队伍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涞源山区打游击。暴动队伍到吴村时,敌增援部队尾随而来,队伍边打边撤。826日,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韩永禄指挥队伍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暴动队伍也受了很大伤亡。傍晚,暴动队伍撤到了店子水村,韩永禄召开了党员会议,决定暴动队伍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保存实力,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暴动失败后,敌人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暴动骨干惨遭杀害。韩永禄受组织派遣在清苑、博野、蠡县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由于叛徒出卖,在晋县被敌抓捕,押往北平敌陆军监狱,受尽酷刑,1931年秋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完县五里岗暴动是保定党组织领导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撼了华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在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继完县五里岗暴动后,19328月,保定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又掀起了一场震撼华北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即高蠡暴动,它像一次红色风暴,冲击着腐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27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在北平西河沿饭店召开省委会议和县委联席会议,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黎亚克)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组织高蠡暴动,会后李之道赴蠡县进行了11天的巡视,于821日起草了《保属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上报省委,省委派省军委书记湘农立即到保定指导暴动。823日湘农主持召开了保属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与会的党团特委委员认真讨论暴动的具体计划,委员们对暴动的条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沦,多数人认为举行暴动的条件不成熟,因此会议最后作出了“高蠡现在处于地方暴动的前夜,应加强准备工作,发动农民开展日常斗争,如分粮吃大户抗租等等,在斗争中组织群众,健全党的领导,等条件成熟,再发动游击战争”的结论,上报省委。但是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还是批准保属特委关于布置高蠡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于是特委委员们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立即奔赴斗争第一线,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825日,湘农发现大量敌军到暴动区域活动,立即和保属特委的贾臣一起到蠡县宋家庄召开高阳蠡县紧急会议,决定28日正式举行暴动,蠡县西区为第三大队,东北区为第二大队,高阳东南区为第一大队,于28日早同时行动,然后率暴动农民向东北区汇集,以东北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会议之后,西区宋家庄宋洛曙提前收缴反动地主武器,使暴动半公开化,因而暴动时间不得不提前。

827日,在湘农的领导下,宋家庄打起了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红旗,宣布暴动。东北区、博野、高阳东南区农民立即响应。各路暴动队伍宣传群众,组织打土豪,处决反动地主,收缴反动武装,开仓分粮,强大的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

829日,湘农率第三大队到蠡县玉田与第二大队汇合后,向高阳县境北辛庄进发。

830日,第三、二、一大队胜利汇合于北辛庄,冒雨袭击北辛庄之敌,一举解决了国民党高阳北辛庄公安分局和保安分队,缴获长短枪40余支,这时暴动队员达300余人,长短枪120余支,正式宣布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下辖第一、二、三大队),并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游击队支队长兼苏维埃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

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建立,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人们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游击队,暴动队伍进一步扩大。

 831日,湘农组织第三大队留守北辛庄,第一、二大队去西演等村打游击。西演是个拥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这天正逢集日,游击队到西演斗争了8家地主,打了一家官盐店,召开群众大会分粮分盐分衣物,参加大会的贫苦农民达四五千人。接着第一、二大队浩浩荡荡又开赴安家庄,北柳庄等村开展活动。

高蠡暴动的枪声打响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急令保定各驻军连夜出动前往暴动地区围剿。

830日下午2点,游击队第一、二大队胜利返回北辛庄,支队召开会议研究下步行动。敌白凤翔部骑兵连包围了北辛庄,双方展开激战,宋洛曙、蔡书林等17人壮烈牺牲,湘农率部突围后又被骑兵连围追打散,从而持续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宋洛曙、蔡书林等革命烈士的头颅砍下来带到莘桥等地悬首示众,并在保定市、高阳、蠡县、博野、清苑、安新一带开始大搜捕、大屠杀。很多暴动队员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许多暴动队员家属惨遭杀害。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被枪杀于保定小西门外。

李之道,原名李任予,又名李力一、李德山、黎亚克,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丰县车田村一个贫农家庭,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广东、江西、江苏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陈毅的部队任职。192711月参加过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留在福建领导农民武装斗争,1929年担任中共闽西军委主席,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来到闽西,李之道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参加了古田会议,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1931年,受党中央委派到北方工作。193111月至1932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5月,受中共河北省委委派到保定改组保属特委,任保属特委书记。193256月间,他和特委其他领导成员一起领导了保定二师护校学潮斗争。同年8月,在省委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领导了高蠡暴动。高蠡暴动失败后,930日因叛徒告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阅报室被敌人抓捕。在敌人法庭上,李之道受尽酷刑,10个手指被竹签钉烂,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只字不吐,并以绝食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19321127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保定共党领袖”、“高蠡暴动重要分子”、“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极刑。李之道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镇定自若,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高蠡暴动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起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从政治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它虽然失败了,但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唤醒了民众。

在保定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保定工人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保定工人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随着保定交通事业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保定搬运工人已发展到1600多人,这是保定最大的一支工人队伍。他们在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毫无政治、经济地位,时常遭受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整顿和健全后的保定党组织根据工人的呼声和要求,首先领导搬运工人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19291月,保定国民党市党部为窃取搬运行业的领导权,打着为工人请命的招牌,经过精心策划,成立了“保定市搬运工会”,邢程九、贾雨振为执行委员。2月,邢程九等借助工人们的力量把封建把头刘恩荣、卢老广赶下台,掌握了搬运工会的领导权。窃权后的邢程九根本不维护工人利益,搬运工人的命运不但没有任何改变,相反,对工人的压榨比以前更加残酷,工人们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9月,500多名工人到国民党市党部进行请愿,控诉邢程九、贾雨振等人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要求罢免他们的职务,改组“搬运工会”。国民党市党部同邢程九等串通一气,对工人的请愿斗争置之不理,工人们非常气愤。10月,趁市党部改组之机,工人们包围了清苑县政府,继续进行请愿斗争,强烈要求政府当局答应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县政府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被迫答应改组搬运工会,撤销了刑程九、贾雨振的职务。请愿斗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为加强党对搬运工人的领导,1930年冬,保定党组织先后派二师学生党员曹金月、刘玉林,河北大学学生党员郑文卿等深入搬运工人中间发展党员,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31年夏,组织了百余名搬运工人请愿团,公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反对压迫工人,反对剥削苦力,提高工资,增加运费”等要求。请愿团将请愿书散发到国民党党政机关,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19319月,保定党组织又选派共产党员深入搬运工人中间,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0月,成立了南关码头党支部,有党员20多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南关码头千余名搬运工人组织了赤色工会,与保定大中小学的学生一起检查日货,抵制日货,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保定搬运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推动保定革命形势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12月,保定党组织还领导铁路工人开展了反黄色工会的斗争。铁路黄色工会多为一些敲诈勒索、损人利己之徒把持,有的工会委员为国民党所利用、收买,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强征会费、侵吞公款、任意挥霍。工人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认识到黄色工会是国民党路局的工具,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经过研究,决定利用黄色工会选举的机会,争取领导权。经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共产党员李宾被选入工会,任组织委员。他利用在工会中的合法地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工人群众开展要民主,反剥削、反压迫和反拖欠薪金的斗争。他深入工人中间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教育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在李宾的领导下,工人们将武汉“工联会”(黄色工会)派到保定铁路工会监督工人活动的指导员撵走,将压迫、剥削工人的黄色工会委员刘长河、王金山撤职,追回了部分拖欠工资,争得了一些福利,工人们更加团结,斗争意志更加旺盛。

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学潮斗争    1928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保定的学生运动,在保定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发展。保定市委恢复后,保定二师党团组织的活动很活跃,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反动校长梁子青以保护学生为名,将侯薪等30余名学生召集到一起训话,声称在座的学生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是“误入歧途”,只有“悔过自新”,才有“出路”。梁子青拿出事先印好的“悔过书”,强迫大家在上面签字,并威胁同学们说,如不签名,立即送警备司令部。侯薪当即拍案而起,揭露学校当局压制学生民主自由的罪行和其镇压学生进步活动的险恶用心,并声明学生们的进步活动是正当的,没有犯罪,也无过可悔,坚决不在“悔过书”上签字。侯薪带领同学抵制了校方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党的声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1929年,中共保定市委又领导了二师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秦万瑞的斗争。秦万瑞思想腐朽反动。他到二师后,严厉镇压学生们的进步活动,查封图书馆,解散学生团体,并克扣、贪污学生的伙食费,激起了学生们强烈不满。市委研究决定发动驱逐秦万瑞的斗争。学潮爆发后,侯薪带领同学们封锁了校门,将秦万瑞软禁在卧室里,强迫他向省教育厅呈请辞职。省教育厅闻讯后大为震惊,急忙派人赶到二师镇压学潮。他们勾结反动军警,以谈判为名逮捕了16名学生代表,开除了23名学潮斗争骨干,并将侯薪等4人押往天津高等法院审讯。侯薪在敌人法庭上,大义禀然,慷慨陈词,揭露学校当局勾结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丑恶行径,博得了社会各界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庭被迫宣判侯薪等无罪,取保释放。与此同时,在二师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学们不屈不挠,继续坚持斗争,最后终于迫使反动当局撤销了秦万瑞的校长职务,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学潮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夏和秋,保定党组织还连续领导了二师驱逐反动校长张陈卿的学潮斗争和河北大学护校请愿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鼓舞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三、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与保定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9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咬一口,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已昭然于世,但是,蒋介石对日推行“绝不抵抗”的政策,多次电令东北军张学良部“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压制人民的抗日斗争,致使仅有l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的4个月,几乎未遇抵抗地实现了侵占东北的计划。

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保定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工农商学兵及各民主团体、知名人士纷纷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中共保属特委根据1931922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立即组织全市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商店、农村,揭露国民党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动员全市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保定党组织积极活动下,926日,在南关公园东门外,召开了保定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大会。各界代表纷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敦促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参加大会的二师学生代表、共产党员杨鹤声在发言中不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且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各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大会提出了十一项提案:1.通电全国扩大反日宣传;2.一致对日经济绝交;3.电请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4.成立抗日总会;5.募集对日作战基金;6.通令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日;7.要求国民党当局起用冯玉祥、郝友仁同御外侮;8.惩办外交不得力,疏于职守的王正建;9.责令出席国联代表施肇基慎重对日案件;10.不可示弱辱国;11.组织保定永久抗日会。大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日救国”、“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领土滚出去”等口号,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

抗日救亡大会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保定全城。大中学校教师、学生纷纷罢课,走上社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演讲会,书写张贴抗日标语。二师、河大、女二师、育德中学、志存中学、培德中学、同仁中学、六中等学校联合召开了保定青年学生抗战誓师大会。之后,成群结队的学生、教师走向社会,深入街道、农村、工厂、军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六中学生成立了“反日会”,组织5个宣传大队,于930日携带宣传品到京汉铁路石家庄至高碑店段沿途各县进行宣传。同仁中学学生会组织7个抗日救国南下宣传队,分赴定县、正定、新乐、望都、唐县、曲阳和石家庄进行宣传。

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二师学生响亮地提出“到红军苏区去”、“到义勇军中去”的口号,并于930日,由200多名学生自动组成抗日义勇军。在二师的带动下,同仁中学、省立六中、景仁中学、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培德中学、女二师、省立农学院、育德中学、民生中学、崇真学校等相继建立了学生义勇军,聘请军事教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军事知识,出操练武,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930日,保定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下设总务、宣传、经济绝交3个股,具体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全市各界人民群众中很快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抗日救国会日货检查组发出通知,令各商号停止运进和营销日货,并登记上报现存日货。检查组人员佩戴袖章,拿着日货对照本在各商号巡回检查,查出的日货交抗日救国会处理,并严惩继续营销日货的商号、商贩。清苑运输合作社蛮横无理拒绝检查日货,检查日货的学生、工人没收了其全部日货,并将经理交国民党清苑县政府处理,在学生、工人的斗争下,县政府被迫查封了清苑运输合作社,并惩处了经理高玉春等人。

声援上海一二八抗战与志存中学学潮    1932128日,日军又对上海闸北区发动武装进攻,再次挑起侵华事端。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中,率部奋起抗战,屡屡挫败日军的进攻。2月中旬,爱国将领张治中率第五军奔赴上海与十九路军共同御敌,坚持抗战月余,消灭日军万余人。上海一二八抗战的壮举传到保定,进一步鼓舞了保定人民开展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中共保属特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保定学联的名义,发动全市各界声援上海一二八抗战,举行游行示威,示威游行首先从志存中学开始。为此,反动校长张述将组织示威游行的李桂森、牛文良等6人开除学籍,从而激起进步学生的义愤,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志存中学爆发了反对学校当局压制民主,争取爱国自由,反对开除学生的学潮斗争。反动校长勾结警察局,包围了学校,对学生进行恫吓、镇压。志存中学党支部及时研究了形势,决定被开除的学生暂离学校,罢课斗争暂时停止,积蓄力量,扩大组织,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学校当局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支持和参与下,在校内大肆宣扬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取消解散进步学生团体,监视爱国学生的活动。

张述等人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19324月,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学潮爆发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首先软禁了反动校长张述,成立了由进步教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新的校务管理委员会。但是,在张述的指使下,一小撮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校内制造事端。于是,党组织决定将张述等人驱逐出校。张述等人离校后,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勾结在一起,对志存中学进行军事、经济、邮政封锁。同时,国民党市党部在组织警察数次搜查学校未遂后,密谋策划动用武装军警直接镇压。党组织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决定,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停止学潮斗争。张述等人在国民党军队的武装保护下进入志存后,在校内大搞法西斯恐怖,疯狂镇压进步师生,100多名学生被开除学籍,一些进步教师被解雇。

志存中学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学潮当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保定各校中不胫而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保定二师的抗日护校斗争和七六惨案    继志存中学学潮后,1932年夏,在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爱国学生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取抗日爱国自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护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保定城乡迅速掀起了抗日反蒋斗争热潮。在这一斗争中,保定二师学生英勇地站在了斗争前列。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镇压,走上街头,利用各种形式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保定二师除了党、团组织以外,还有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社联、左联等进步社团,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素有“红色堡垒”之称。保定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抗日救亡活动,决定先拿二师开刀。19325月,国民党当局强令该校提前放暑假,接着登报宣布开除50名学生,勒令休学30名,撤换校长,查封学校。反动当局的一系列镇压,激起了保定二师抗日救国护校斗争的爆发。

护校斗争开始后,保属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曹金月、贾良图等人为首的护校斗争委员会,提出了“争取抗日爱国自由”、“争取读书自由”等口号,向保定社会各界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出呼吁书,要求声援。

621日,保定当局派500余名军警包围了二师,隔断了二师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刘俊士亲自到校,以谈判为借口,施用劝诱手段,威胁学生离校,妄图涣散学生斗志。护校委员会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们一方面利用广播、传单、通电等方式,向社会各界宣传护校斗争的真相,呼吁各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将校内50多名学生组织起来,用大刀、红缨枪、木棍做武器,坚持斗争。

校外的二师学生在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二师学潮后援会,向保定及外地各界发出呼吁书要求声援。他们派人到京、津、沪、宁等地,向社会及报界揭露反动当局的暴行,使二师抗日爱国护校斗争的消息在各大报纸上屡屡披露。

保定二师被武装围困的第五天,校内粮食用完,饥饿严重威胁着护校学生。护校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请保定学联将大饼等食物从河北医学院后院投到二师校内。会后,刘玉林隔墙与保定学联负责人、河北医学院党支部书记郑丙辰取得了联系。当晚,学联把一卷卷大饼、一包包烧饼从医学院后院投向二师。后被敌人发现,外援口粮无法再投递。

626日,校外投来的食品吃完了,护校学生再次断粮。为了坚持斗争,他们用校内的树叶、野菜充饥。树叶、野菜吃光了,只得忍痛把3条护校的狗吃掉。为了战胜围困和饥饿,护校委员会先后组织了两次突围购粮,保证了抗日护校斗争的进行。

反动当局对二师护校学生进行武力恫吓的同时,还不断施展软化阴谋。625日,正当断粮之时,反动当局又派刘俊士第二次进校,遭到护校学生的痛斥。保定公安局分局长王仲民等也曾多次在围墙外向校内喊话,要护校学生退出学校,均被拒绝。为了瓦解二师学生,反动当局还派人到各县造谣,说二师学生要造反,被包围快饿死了,诱骗学生家长速到校领人。当不少家长从各县赶来时,护校学生向家长们说明了真相,取得了家长的支持。

反动当局软硬兼施,均未使二师学生屈服。为此,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平津绥靖公署下达武力镇压的命令。76日凌晨3时许,在驻保十四旅旅长陈冠群的指挥下,军警们扒倒围墙,冲进校园,对护校学生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学生们毫不畏惧,用棍棒、大刀、长矛同敌人展开搏斗。护校委员会总指挥、共产党员贾良图和共产党员王慕桓中弹倒下后,敌公安局分局长王仲民用手枪指着贾良图,狞笑着说:“我看你还逞强不?”贾良图横眉怒斥,王仲民举枪向贾、王二人连开数枪。贾良图身中4弹昏死过去,王慕桓当场牺牲。共产党员边隆基在搏斗中腹部被敌人用刺刀挑开,肠子流出,仍对敌骂不绝口。这次大屠杀,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38名学生被捕。被捕的学生在狱中受尽酷刑,但面对敌人的残忍,他们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同敌人斗争。这就是震惊华北的保定二师七六惨案。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它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冶,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

四、保定党组织在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志存中学、二师学生抗日爱国学潮、高蠡暴动都遭到残酷镇压,付出了血的代价,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破坏,保定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蒋介石为加强对华北的统治,于1932年底调集嫡系部队布防保定,亲自来保定部署防务,并于193339日建立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为彻底消灭共产党,保定行营大批收买地痞、流氓,网罗叛徒、汉奸,组成庞大的情报体系,四处搜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情报。国民党保定行营的建立,使保定党组织所处的斗争环境更加险恶,自1933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保定城乡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保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

193345月间,保定国民党当局发起反共高潮,在国民党保定行营统一指挥下,保定和各县统一行动,镇压革命力量,破坏了满城、定县和望都县党组织,抓捕了完()()()中心县委书记何兆雄,定县中心县委书记习从真及望都县40多名党员,并在保定城内抓捕了学生党员40多名。19337月,以刘铁牛为书记的中共保属特委刚刚成立一个多月即被破坏,刘铁牛被杀害于武汉。接着,定县、曲阳、阜平等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定县崔玉峰、李致祥等3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曲阳县委张有之、刘洛承等11名干部被捕,阜平县委王宗良、李心仁等8名党员干部被捕。193310月,以贝仲选为书记的中共保属特委成立,机关转移到安新县,借助于白洋淀水区有利地形开展工作。19342月,保属特委范承浚(范克敏)被捕叛变后,使保属特委所辖20多个县的党组织除深县以外普遍遭到大破坏,基层组织几乎全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保属特委书记贝仲选赴河南,想通过直南特委与省委取得联系,结果没能如愿,无奈之下回了巨鹿老家。

保定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贝仲选走后,其他委员也相继离开保定,保属特委只剩下陆治国一个人同侯玉田带领的特务队(1933年特委组建的)在安新县白洋淀坚持斗争。1934年下半年,陆治国以特委的名义吸收侯玉田为委员。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陆治国与侯玉田在饶阳、安平一带坚持斗争,一直到1936年上半年,李菁玉恢复保属特委,形势才有好转。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侯玉田的特务队以外,还有牛文仓领导的保属游击队活动在任丘、高阳一带,打开了保定东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34月,牛文仓在家乡任丘组建了一支武装游击队,牛文仓任队长,牛文良任政委。游击队建立之初,虽然只有8个人,但战斗力很强。每个人配备两支卜壳枪,300粒子弹,一块夜光表。这支游击队成立后,积极配合农民闹秋收、打盐巡、除恶霸,活跃在高阳、安新、任丘和潴龙河两岸。

保定东南地区是一片盐碱地,种庄稼颗粒不收。这一带的农民为生活所迫,在春秋两季旱期,扫盐碱淋小盐,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当局为维护官盐利益,禁止群众淋小盐,并组建了盐务缉私队到处缉查。盐民们一旦被抓走,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群众对缉私队极为愤恨。为了维护盐民的利益,牛文仓组织盐民成立扫盐工会、扫盐队,发动群众同盐巡作斗争。一次,得到消息说第二天缉私队从青塔出发到百尺、小关等村缉查,牛文仓立即通知扫盐工会、扫盐队做好准备,并率领游击队连夜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中。第二天上午,30多个盐巡沿公路气势汹汹地开来,当盐巡走进埋伏圈时,牛文仓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一齐开火。顿时,漫洼遍野的农民大喊:“抓盐狗子!”举着棍棒追打,盐巡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跪地求饶。

牛文仓带领游击队帮助群众打盐巡,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任丘、高阳、安新、博野、蠡县等县的百尺、小关、孟仲峰等10多个村庄,相继建立起了扫盐工会、扫盐队,盐民发展到1000多人,遍布方圆数十里。

19356月,河北省委以牛文仓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抗日反蒋武装大队,牛文仓任大队长,牛文良任指导员。此时游击队已有很大发展,大队下设3个中队,长短枪200多支。19359月,省委派李菁玉到任丘,与牛文仓、付贯一共同恢复了中断一年半的中共保属特委,李菁玉任书记,牛文仓任军委书记,付贯一任组织部长,王者兰任宣传部长,牛文常任共青团书记。保属特委成立后,积极恢复建立保定及周围各县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保定的革命形势,逐步发展起来。到1936年春,在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保定又出现了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对统治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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