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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定地方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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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身大革命洪流

发布于:2013-6-4 16:45:58 点击量:

一、保定党团组织的发展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保定党团组织的发展  中共保定支部建立    1923年夏,王锡疆等人因毕业升学或回乡,市内党、团员人数锐减。因而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就成为当时保定党、团组织的首要任务。1923年暑假后,直隶二师实行新学制,增加高级师范班。刘承皓考入直隶二师高级师范班,下半年,在直隶二师发展刘宪曾、黄钟瑞、张凤、袁洪陆、梁洪济、丁正礼、王嘉宾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直隶二师团支部,刘承皓任书记,后又发展了韩温冬、解学海等14人加入团组织,二师的团员数量达20多人。同时,张廷瑞在直隶六中发展臧恺之、杨企山、陈树楷、曹克勤、魏十篇、董金彪等人入团,并建立了团支部。1924年初,直隶女二师爆发学潮,张廷瑞到该校指导学潮斗争。学潮斗争胜利结束后,发展了李沛泽(李培之)、王绍华等11人入团,并建立了团支部。此外,河北大学、甲种工业学校、育德中学铁工厂先后建立了团组织。同仁中学、志存中学、培德中学和乾义面粉公司等处,也发展了一批团员。到1924年底,保定团地委共辖保定育德中学、直隶六中、直隶二师、直隶女二师、河北大学、甲种工业学校、育德铁工厂7个团支部和安国县大五女团特别支部,共有团员80余人。

保定团组织的发展,为保定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刘承皓在直隶二师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的基础上,于1923年底发展黄钟瑞入党。1924年春,张廷瑞将育德中学学生、保定团地委负责人张福堂和河北大学学生团员戴培元由团转党。保定的党员增至6(张廷瑞、刘承皓、王其彭、黄钟瑞、张福堂、戴培元)。于是,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于19245月,重新建立了中共保定小组,组长张廷瑞,在中共保定小组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5年初,根据中共二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决议精神,育德中学学生武述文、彭桂秋、王嘉宾、李清瀚、孙友曾、张国萌、韩永禄、张秉钧,直隶二师学生刘宪曾、解学海、袁洪陆、张凤、宋泊舟,直隶女二师学生李沛泽、王绍华、赵玉蓉、韩忠秀、王秀峰等加入党的组织,直隶二师和直隶女二师相继建立党小组。1925年冬,中共保定小组组织党员在寒假期间回乡发展党的组织。

育德中学学生韩永禄回家乡完县(今顺平县)西五里岗村,发展韩洛陆、韩洛仁、韩洛春入党,建立了中共完县西五里岗小组。直隶二师学生宋泊舟回家乡蠡县大庄头村发展小学教师杨登第入党,杨登第又介绍本村杨登岸、宋浩加入党组织,建立了中共蠡县大庄头支部。1925年初,保定党小组所辖基层组织有直隶二师党小组、直隶女二师党小组、育德中学党小组、完县西五里岗党小组、蠡县大庄头党支部,共有党员41名。

1925年春,保定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同时,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中共保定支部。中共保定支部成立大会在西大街贤良祠举行,李震瀛代表北京区委参加成立大会,宣布了中共保定支部委员与候补委员名单,委员史文彬、张廷瑞、李沛泽,候补委员张福堂、戴培元,史文彬任书记,张廷瑞负责党务工作,史文彬不在时(史文彬当时主要从事铁路工运工作)代理支部书记。

中共保定支部建立后,在贤良祠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根据当时形势,通过了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发展党团组织,进一步领导城乡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议。明确提出:1.抓住国共合作高潮出现的有利时机,发展党团员,巩固和加强党团组织;2.做好宣传工作,办好党内刊物;3.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4.选派党团员利用假期到工厂、铁路、码头和广大农村,向工农群众宣传“铲除军阀,统一中国,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伟大意义,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改组国民党   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二七惨案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联合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党采取了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此时,孙中山也在积极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保定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三大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使保定的革命形势有了较大发展。

1924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根据这一精神,保定党组织指示所有党、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确定了无党组织的地方先发展国民党,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方针。即在群众中先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国民党员,然后将国民党员最积极者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再从优秀的团员中发展中共党员。19245月,国民党中央派李锡九(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来保定同党组织磋商改组国民党问题。经研究决定,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改组国民党,建立保定国民党部。共产党员张廷瑞任国民党党部书记,共产党员张秉钧任组织部长,刘宪曾、孙友曾为委员。党部设在西大街贤良祠。同时,保定党组织还派出共产党员在保定城乡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组织,从而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

二、保定城乡掀起反帝反封建高潮

国民会议运动在保定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革命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跨党参加各级国民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中共保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使保定城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自1924年秋开始,在保定党组织的领导下,张廷瑞、李培之、王志远等人遵照党的指示,在保定城内和农村先后组织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农民协会”等群众性革命组织,以扩大反帝反封建联盟,进一步推动了保定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4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孙中山应邀从广州启程赴京,并发表《北上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意见,同时还提出了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19日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目前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的及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希望“努力号召全国人民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推动下,一个全国范围的,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运动迅速展开。19251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共保定党组织派李培之前往参加了成立大会。111日,成立了保定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国民党市党部的名义公开组织活动,由共产党员陶永立、唐朴农、郭嘉章等负责领导,迅速在保定城乡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的宣传活动。“召开国民会议”,“铲除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成为各界人民的一致呼声,在保定城乡很快形成了一个以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人民革命运动。3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病故,党组织保定各界群众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并以“保定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宣传新“三民”主义,使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成为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权的罪恶,启发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31日至415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20余个省、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保定的王绍华作为直隶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了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讨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国民会议组织大纲,揭露了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反动本质,并作出了各项相应的决议。

国民会议运动,在保定城乡持续了三四个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召开国民会议,建立国民政权的目标,但是它使保定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反动军阀的本质,振奋了革命精神,促进发展了革命形势。

保定人民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继国民会议运动之后,保定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领导保定各界群众又掀起大规模的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

1925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中共保定支部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全市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游行、集会、募捐等活动,声援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斗争,抗议英日帝国主义野蛮残暴枪杀我同胞的罪行。

声援五卅惨案的发动工作,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始。张廷瑞、张福堂、李培之等人分别到育德中学、二师、六中、同仁等学校进行宣传发动,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决心要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誓为受难同胞申冤。各校学生纷纷要求罢课、游行,走向社会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以便唤起民众,掀起反帝高潮。但是,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却遭到了学校当局和在保定的外国传教士的极力阻挠。保定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组织发动,反帝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他们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宣传上海五卅惨案真相,唤起了民众,使保定城乡到处燃起了反帝爱国的熊熊烈火。66日上午,保定各团体成立了“保定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筹备处”。下午,保定学联召开各校联席会议,做出了全体学生游行示威、发表宣言、电请政府出面交涉的决议。当日,全市开始罢工、罢课、罢市。

67日、8日,在党的领导下,保定各界各社会团体及全市2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学生约七八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像决堤的洪水,冲向各条街道。他们分成几十个小队,在淮军公所、东大街戏园、贤良祠等主要场所,向人民群众进行讲演宣传,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之后,游行队伍聚集在曹锟公园开会,决议为沪案后援。6l0日,六中的进步教员同学生一起投入反帝斗争,并发表了“为沪案宣言”。之后,保定各校的教职工也都纷纷响应,同青年学生们一起投入了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斗争。此时,保定党组织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动员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开展反帝斗争。

612日,保定基督教徒沪案后援会成立,并举行有男女教友千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615日,应“北京沪案后援会”的通知,保定各界在曹锟公园举行抗议集会。参加集会的有30多个团体及工人、学生、市民、商人、医务人员等各界群众万余人。会场上人山人海,旌旗蔽空。大会当场宣布通过了两项议案。最后又以“保定国民大会”名义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进行反帝斗争。大会结束后,各团体依次入城游行。游行队伍头顶烈日,一路上口号声彼伏此起,响彻云霄。全市工厂、学校、店铺一律下半旗为沪案中受难的烈士致哀。古城保定充满了悲壮激昂的气氛。之后,育德、二师等校学生又组成讲演团,分赴清苑、满城村镇先后组织了“沪惨案后援会”,发动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至此,保定城乡各阶层反帝斗争怒潮日趋高涨。

在五卅运动中,保定城乡人民除举行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外,还展开了募捐活动,为上海五卅惨案中受难同胞进行物资支援。保定党组织派共产党员王志远、王如松等人,联络进步学生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然后深入工厂、学校、店铺和农村进行募捐宣传活动,得到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农民的积极响应。保定男二师、女二师等学校,分别于湖广会馆、大舞台、关帝庙等处,进行义演五卅惨案剧目,将收入全部捐助上海受难同胞家属。此外,清苑、满城也在农民中进行募捐活动,充分表现了保定城乡人民在五卅运动中的反帝爱国热情。

女二师学潮    随着保定城乡反帝爱国运动的步步深入,保定党组织十分重视和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24年春,在党的领导下,直隶女二师爆发了驱逐反动校长燕士奇的斗争。

直隶女二师建于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名直隶女学堂。该校是封建社会中创办最早的女校之一。历任校长皆为清末的科举弟子。他们主张向学生灌输陈旧腐朽的封建文化,力图造就封建礼教的师资楷模。1924年春,燕士奇到校后,即对学生实行高压统治。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对并取消了白话文课,下令解散“读书会”、“新闻社”等学生组织,停止“讲演会”、“音乐会”等各种进步活动,解聘教员,启用无学无识的私人亲信,制定了种种维护封建教育的清规戒律。燕士奇的倒行逆施,使得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纷纷向校方当局提出合理要求。燕士奇非但不听,反而以学生“闹事”为由,宣布开除李培之、王绍华等6人学籍。当学生们谴责校方贻误学生学业。无理开除学生时,燕士奇的私人亲信庶务雷开祥以维持秩序为名,野蛮殴打学生,致使数人受伤,衣裙被撕破,愤怒的学生忍无可忍,在李培之等人的带领下,包围了校长室,夺了校印,将燕士奇撵出了学校。

学潮爆发后,张廷瑞受保定党组织委派来到女二师。张廷瑞代表保定党组织和保定学联,对女二师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使女二师学生们深受鼓舞。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李培之、王绍华等人成立了女二师学生自治会,接管了学校,并向京、津、沪各大报发出了学潮的第一次宣言。宣言列举了燕士奇“任用私人,玩视功课”、“头脑腐败”、“性情专制”、“擅离己职,破坏学务”等6条罪责。315日,学生自治会又发表学潮的第二次宣言,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女二师学潮爆发后,直隶省教育厅大为震惊,忙派刘敬舆、刘镜湖等人先后两次赶到保定镇压学潮。他们到校后,气势汹汹地召集学生们训话,声称燕士奇革除学生“办理极为正当”,指责学生“聚众滋事,迫令校长出校,实属目无法纪”,“如不叫燕回校,将全体开除”。并在学校礼堂贴出了省教育厅第五号布告。面对反动当局的威胁、恫吓,大家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决心继续坚持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会代表女二师全体学生向省教育厅提出了6项要求,并将这6项要求以宣言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公布,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燕士奇等人被驱逐出校后,密谋策划,极力破坏女二师学生的学潮斗争。他们在保定和京、津等地串连游说,诬蔑学生“行为不轨”、“聚众闹事”,并给学生家长写信,鼓动家长到校领人,给坚持学潮斗争的学生施加压力。燕士奇还勾结省教育厅厅长张瑾等人,停发女二师的经费,企图用断绝生活来源的办法,迫使学生们离校。在这种形势下,保定党组织加强了对女二师学潮斗争的领导,张廷瑞等到女二师具体进行指导。为了不使燕士奇破坏学潮斗争的阴谋得逞,女二师学生会在党组织授意下,投书报馆,揭露燕士奇在女二师的种种罪行,狠狠地打击了燕士奇一伙的嚣张气焰。

学潮斗争坚持了一段时间,由于省教育厅拒不答复学生的要求,并对学校施加经济封锁,在校的学生生活发生了困难。为了进一步坚持斗争,女二师学生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致电省议会,希望当局尽快解决女师风潮。同时在天津《妇女日报》上发表了《对全国同胞呼吁书》,呼吁全国同胞一致援助女二师学生的驱燕斗争。与此同时,学生会委派王绍华等人奔赴京、津,向社会各界说明学潮真相,呼吁各界给与支持。为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保定党组织以“学联”名义,在保定各界募集钱粮,支援在校学生。

女二师学潮斗争坚持月余,引起了保定及京津沪各界的极大关注,各地报刊大量报道了学潮情况,教育界、妇女界一些人士及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声明,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直隶省教育会召开会议,公推委员马千里、周之濂为代表,赴保调查学潮真相。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第一女师致函女二师,支持学生们的驱燕斗争。天津“女星社”代表邓颖超、《妇女日报》代表刘清扬、“女权运动同盟”代表王真儒等一行数人,赴直隶省教育厅要求当局查办女二师校长燕士奇,以尽快平息学潮。之后,天津教育界、妇女界800余人组织了“直隶女二师后援会”,上海各报刊也纷纷报道学潮情况。上海国民党妇女部、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评论社三团体联名发表宣言,北京学联代表各校学生发表声明,全国学联总会也向女二师坚持学潮斗争的学生发出声援电,并通电各地学生会及全国各界,  “共起为援”。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直隶省政府为尽快平息女二师学潮,罢免了燕士奇的校长职务,恢复了被燕士奇无理开除的6名学生的学籍,历时40余天的女二师学潮斗争,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直隶女二师学生的罢课驱燕风潮,是党领导的早期学生运动中一次比较成功的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在教育界、妇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党主办的进步刊物《中国青年》曾发表文章,称赞女二师学潮是“死气沉沉的女教育界”突然爆发的“一颗炸弹”。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著名领导人、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女二师学潮斗争,是“女子自身团结革新女子教育的第一声,在女子教育革新运动上具有伟大的价值”。

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    在保定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工农革命运动也蓬勃开展。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保定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创造了较为有力的条件。当时,保定党团组织派出党团员王如松、王其彭、戴培元等人,深入工厂、铁路、码头,通过亲友、同乡等社会关系,与工人进行广泛接触,进行社会调查,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进而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组织工人起来向剥削阶级进行斗争。于是,保定工人运动从二七大罢工后的暂时沉寂状态中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19247月,保定党组织成功的领导了电灯公司200多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工时的罢工斗争。工人们包围了经理办公室,锁上大门,提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厂方勾结警察局抓捕了部分罢工工人。工人们在保定党组织领导下,坚持斗争,并向社会散发了要求各界声援罢工斗争的传单。最后,厂方慑于工人的强大力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被迫释放了被捕工人,减少了工人的劳动工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511月,保定铁路当局拖欠工人工资达3个月之久,工人生活困苦不堪。在保定党组织领导下,史文彬、张廷瑞、李宾等深入铁路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动,以铁路工会名义领导工人开展反拖欠工资的斗争。400多名铁路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全体罢工。当北京铁路局车务处处长乘车来保定时,工人们站在铁轨上,阻止火车行驶,将车务处处长紧紧包围起来。张廷瑞代表罢工工人同车务处长进行严正交涉,表示不发工资,铁路不能通车。慑于工人的强大压力,车务处长立即发出“万急电报”,北京铁路局被迫同意补发工人工资,保定铁路工人的索薪斗争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保定党组织的领导下,保定乾义面粉公司工人也举行了反抗包工头黄友富对工人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取消包工制、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胜利。

在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随着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党组织在农村革命活动的开展,保定的农民运动逐渐兴起。

1925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重要成份”,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3月,中共北京区委提出开展农民运动的3项任务。保定党组织根据北京区委的指示,先后派王志远、刘宪曾、韩永禄、王如松等共产党员,深入到博野、蠡县、完县、清苑、满城一带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在发展农村党组织的同时,组织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19256月,王志远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博野县从事农运工作。他以小庄头为中心,发展党员。党组织建立后,开办农民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团结贫苦农民,组建农民协会。随后在东墟、龙堂、小店、西墟、张岳、大营、南杨村等相继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博野县村级农民协会很快发展到29个。

19257月,直隶二师学生党员刘宪曾、梁度世、宋泊舟毕业后回到蠡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蠡县支部。在党组织领导下,很快建立起了蠡县农民协会,随后发展建立村级农民协会。到19265月,大庄头、蔺岗、宋家庄等21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400多人。各村的农民协会普遍开办了农民夜校。党通过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并从中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党的队伍。

除博野、蠡县农民协会发展较快外,安国、完县、清苑、满城、容城等县也建立起了不少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开始公开地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这些都为以后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开展,积蓄了力量,积累了经验。

三、保定党组织遭破坏 革命形势转向低潮

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25年底,保定党组织已建立育德中学支部、直隶二师支部、直隶女二师支部、保定铁路支部、安国县大五女支部、完县西五里岗小组、蠡县大庄头支部、野县小庄头支部、博野县同仁高小支部、深泽县党小组、元氏县支部等基层组织,共有党员128名。

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根据党的四大精神,鉴于保定所处地理位置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建立了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部分老同志回忆为中共保定市委),彭秀纶任书记,王志远、张秉钧、王佩珊为委员,分管组织、宣传和妇女工作。办公地点,开始设在贤良祠,不久,转移到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

保定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保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保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九一九事件  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   19264月,直鲁联军占领保定,面对保定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局面,反动军阀异常恐慌,他们肆意搜捕残害革命者和爱国志士,镇压工农运动,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古城保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5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高风任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高风,1887119日生于湖南省华容县龙杨合垸村。少年时家境贫寒,学习勤奋刻苦,志向远大。1918年在北京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并参加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其后,与周恩来、何长工等人一道赴法勤工俭学。19226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同年8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转为中共党员。19233月,同王若飞、陈延年等人一同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赴河南省汲县领导工运。是年冬到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   

高风带着李大钊的嘱托来到保定后,首先调整整顿了党的组织,健全了领导机构。同志们在高风的领导下,面对险恶的政治形势,残酷的斗争环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波于古城内外。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保定党组织便得到了迅速发展,邻近十几个县的建党工作也有了很大起色。到19269月,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共辖县委两个,特支3个,支部16个,共有党员160余人。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不安和注意。吴佩孚密令驻保直鲁联军第三军军长阎志堂,限期破获保定地下组织。阎志堂除在市区大肆搜捕外,还到处安插特务,重金收买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联络员王永福,在敌人重金收买下叛变投敌。

918日晚,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清苑苗圃召开全会,会议研究了党组织的发展和迎接北伐军的有关问题,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会后,因时间较晚,人们分住在清苑苗圃和石家花园。919日凌晨3时左右,反动军警在叛徒王永福的带领下,同时包围了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将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高风、组织部长王志远、宣传部长谢光沛、机关支部书记刘秀峰等十几名党员逮捕,武述文当场中弹牺牲。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及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全部落入敌手。

高风等人被捕后,被押往保定城内北大街直鲁联军军法处。他和王志远、谢光沛关在一间牢房里。趁敌人不注意,高风与王志远、谢光沛等悄悄约定,个人打个人的官司,互不牵连,并要化名,以此减少党组织的进一步暴露。高风化名高凤,但因是南方口音,敌人认为他是南方党中央派来的共产党,对他特别注意。在审讯时,敌人强迫高风供出党的组织,交出党的活动计划,声明不再为共产党办事。高风沉着镇定的与敌人周旋。敌人恼羞成怒,先后实施皮鞭抽、杠子压、夹手指、跪铁链等酷刑。高风身受摧残,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表现出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气慨。

谢光沛面对敌人的审讯,横眉冷对。当敌人问他共产党在保定有多少,领导人是谁的时候,他指着敌人的鼻子骂道:“无耻,总有一天你们会得到人民的惩罚!”敌人气急败坏,当场剁掉了谢光沛的一个手指。谢光沛紧握着鲜血淋淋的手,怒视着敌人。敌人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喊道:“好你个谢铁民(谢光沛化名),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铁民怎么个硬法。来人,动大刑!”各种残酷的刑具都用了,谢光沛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讲。      

王志远被拷打多次,总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敌人。敌人让判徒王永福当堂对质,要挟王志远交待。王志远当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将计就计,手指王永福破口大骂,骂得做贼心虚的王永福面红耳赤,敌人看到王永福尴尬的样子,只好将审讯草草收场。

一连几天没过堂,高风预感到敌人就要下毒手了。在牢房里他同王志远、谢光沛一起分析了情况。高风认为,敌人虽然没有得到真实口供,但案情重大,有叛徒指证,文件又全部被抄,人证物证俱在,敌人是不肯罢休的。高风坚毅地看了看两位战友,深沉地说:“我们这次被捕,看来定要付出血的代价,不然敌人也结不了案……”。一听这话,王志远、谢光沛都争着去牺牲。高风望着两个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不必争了,这些军阀认为赤化党是从南方来的,我是南方人,再说李大钊的信函及党内文件都被抄去,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只有我承认最合适。”王志远、谢光沛都是热血青年,听高风这样说,都表示“愿同生死,共患难”。高风诚恳而严肃地说:“咱们要争取少牺牲,多保存力量,出去后好为党继续工作。”接着他又嘱咐说:“你们不是没有真实口供吗,那就要继续坚持,你俩年轻,又是本地人,什么也不要承认,争取早日出去,继续为党工作。”王志远、谢光沛为高风这种保全同志,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三个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流着热泪,紧紧拥抱在一起。

105日,敌人再次审讯时,高风面对凶恶的敌人,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地说:“我就是高风,李大钊信上写的高风就是我!”在生与死的关头,他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被捕的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就这样,敌军法处根据吴佩孚“严办”的手令,将高风判处了死刑。高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高风牺牲后,同案被捕的党员有的被敌人判刑,有的经党组织大力营救,获释出狱。

九一九事件的发生,对保定党组织及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市区原有的党的基层支部中,保定铁路支部遭到破坏,直隶女二师支部的活动被迫停止,只有育德中学支部、直隶二师支部独立地进行秘密活动。由此,党在保定市内的力量相对减弱,尚存的部分基层组织及党员暂时处于没有统一领导的状况,同各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原属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各县、各级党组织归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或独立进行活动。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被迫转向农村,活动的形式由原来的半公开转入地下,联系方法改为单线。留在市区的党员,主动联系同志,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开展斗争。转移到农村的党员,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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