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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定地方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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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保定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革命活动

发布于:2013-6-4 16:46:38 点击量:

一、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保定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的保定社会状况    保定位于河北省中部,地理位置重要。西踞太行山脉,与山西、张家口接壤;东临“华北明珠”白洋淀,与廊坊、沧州为邻;北扼京、津,素有"京都南大门"之称;南接冀中平原,与石家庄、衡水相连。保定作为河北省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京、津呈三足鼎立之势。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保定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党人吴越等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玩弄的立宪阴谋。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幼云等在保定组建同盟会河北支部。三十四年(1908),刘仙洲等组建实行会,胡鄂公等组建共和会,两会于宣统二年(1910)合并,并在京、津、晋、鄂、桂、粤等省市建立支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保定建立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府,其间,曾派人炸漕河、唐河、黄河铁桥,阻挡清军南下武昌攻打起义军;派人去张家口、通州、滦州、天津及东北、西北等地发动起义;还参与了“敢死队”五路攻打北京东、西华门和天安门,策划京津驻军暴动和刺杀良弼、袁世凯、张怀芝等事件,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期的封建统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使保定的经济极为落后。20世纪初叶,封建的农业经济在保定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无地少地,只有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辛亥革命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改变。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清王朝的皇亲贵族,成为新的地主,他们依仗政治和军事力量,占据着大量土地,广大劳动农民仍处于无地和少地的状态。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农业的发展相当缓慢,再加上封建剥削,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常常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一遇灾年就逃荒要饭。

保定的近代工业发展较晚,且规模较小。19世纪末,保定建起了军械局及子弹制造厂,官制印书局和电报官局,这是保定兴办近代企业的发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南关刘守庙一带成为通联天津的水旱码头。1909年前后,随着以聚合纺织厂、庆兴蛋厂为代表的一批轻工业的建立,织、染、皮、藤、衣、履、茶叶、猪鬃、印刷、雕凿、烘炉等加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保定广兴实业,吸引绅商政客投资兴办工厂,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 记载,清苑县(含保定城内,当时清苑县城设在保定)1915年有布机661台,到1920年增加到3162台,织工达万余人。这一时期城内建起了火柴公司、协生印书局、广业制革厂、庄丰胰烛厂、华达烟草公司等一批企业,主要产品有铁球、面酱、胰皂、乐器、球网、皮件、纸张、食油、车辆、石料等。但这些工业企业大部分规模小,设备简陋,且多系手工操作,因而生产力水平很低。

与工业经济相比较,保定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展。保定古为燕赵属地,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4),今保定辖区置涿郡和中山国,设郡和国学,乡设庠,聚设序,延师执教。宋熙宁四年(1071)建各州州学,元明时期设医学和阴阳学、府学、州学、县学、大宁都司学(后改卫学)、社学,建二程(程颐、程颢)书院(后改为金台书院)、上谷书院。清朝时期,先后在辖区内设立38所书院,其中以莲池书院最负盛名。

鸦片战争以后,新式教育开始兴起。这一时期,保定所建学堂层次多,门类齐全,有普通的大、中、小学及幼稚园。有各级师范及女子学堂,有工商实业学堂及警务、警察学堂,有专修外语的东文学堂、法文学堂,除此之外,还有科学馆、工艺局、习艺所等等。

辛亥革命后,保定教育事业又有长足发展,特别是中等学校,除清代保留下来的男、女师范、直隶六中、育德、甲种工业(后改为高职)外,又新增了同仁、志存、景仁(烈士田中学改)、培德、民生、崇贞(后改淑慎)、达仁、农职、四存、社教、师范、定县中学、易县农职、博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等中等学校。据统计,属县有简师或乡村师范21所,职业学校5所,完小154所,初小3571所。

丰厚的文化教育土壤,哺育了众多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又使众多的青年学生在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青年学生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率先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成为保定地方党组织创建的先驱者。

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    早在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就波及到保定。当时的保定教育界一些爱国人士有感于我国国弱民贫,实业不振,屡遭外夷侵略洗劫的国情,主张变革教育,发展实业来振兴国家。育德中学校长王国光受黄炎培“教育实用主义”的影响,主张学生学习实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因此,19176月,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李石曾的帮助下,育德中学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留法预备班在教学上变革了陈腐的封建教育内容,主要开设法文、机械学等课程。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实际生产技能,为将来留法勤工俭学做准备,育德中学还设立了实习工厂,聘请工匠向学生教授木工、金工、翻砂、锻工等技术知识。留法预备班的办学宗旨,崭新的招生制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适应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自1917年至1921年,留法预备班先后举办4期,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河北、湖南学生最多。毕业生达213人,其中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15人。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人,都曾先后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里学习。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同期,在保定高阳县布里村也创建了一所留法工艺学校。1918106日,毛泽东、蔡和森为迎接赴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学习的30余名湖南学生,特意从北京赶到保定,住在第一客栈。第二天下午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布里村留法初级班的全体湖南学生,同游了保定名园古莲花池,并乘兴在莲花池合影留念。

五四运动在保定   191954日,正当保定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时候,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天下午,消息传到保定,各校师生奋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上街示威游行,并在天华市场、西大街、南大街等处向市民、商人宣传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巴黎和会黑幕,愤怒谴责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定进步师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阻挠。直隶高师、育德中学等校学生会派吴震寰(吴玉章之子)为代表,赴北京同北京学生联合会联系。他们回保定后,于519日召集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育德中学礼堂,正式成立了保定学生联合会。24日,保定中等以上学校举行了同盟总罢课,保定学联发表宣言,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育德中学还组成演说团,在保定城内外向各界群众作宣传发动工作,并散发写有《国耻歌》、《击国贼歌》的传单。同时,保定学联还联合保定工商各界人士千余人,在育德中学召开爱国大会,发起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运动。这时保定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始突破知识界的范围,大批的铁路工人、洋车工人等踊跃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保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这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他们走上街头,宣传讲演,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并联合各界人士,罢课、罢市、罢工,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威力。五四运动使保定广大青年学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仅靠振兴实业无法救中国,要救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此,他们开始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途径。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保定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民主的新思潮广为传播,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纷纷传阅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当时,保定新文化运动开展比较活跃的地方主要是高师和育德中学。五四运动期间,直隶高师进步学生代表王森然、施天侔等曾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并建立了联系。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直隶高师学生首先提出了添设新课,增加白话文,聘请富有新思想进步教师的要求。以校长马筱珊为首的学校当局,思想陈腐守旧,顽固坚持封建教育,他们认为新文化“怪诞不经,似其为祸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因此,不仅不接受学生们提出的正当合理要求,反而为此开除了彭瑾等4名学生,并公布了不许看新书、读白话文、禁止罢课、离校集会、谈论国事的条规。学生们再也无法忍受,遂于19209月,在校学生会的领导下,爆发了驱逐校长马筱珊的罢课学潮,最后迫使省教育厅罢免了马筱珊的校长职务。这次罢课的胜利,显示了青年学生的力量和觉醒,沉重地打击了坚持复古倒退的封建反动势力。

邓中夏等人在保定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冲破封建说教和儒家伦理的枷锁,开始走上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大钊认为保定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高师、育德等校的学生思想进步,渴求新思潮的愿望强烈,另外,考虑保定原是桐城古文派的大本营,陈腐的封建教育很顽固,攻破它不仅有利于保定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更有利于北革命运动的兴起。于是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应聘到保定直隶高师任教。

邓中夏系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来到直隶高师后,首先讲解新文学、新文化的普通概念,然后选用五四以来介绍新思潮、提倡新文学的论著,如李大钊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学史译”,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等作为讲课的教材,给学生们讲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学。为了让学生们了解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邓中夏把课堂当成马克思主义讲坛,经常向学生们介绍马列经典著作,并联系实际,通俗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他讲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时,联系“穷和富”、“民和吏”、“民和军阀”等社会问题,引导学生从中国的实际去看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时,北方军阀头子曹锟正在保定南关修建花园,他依仗权势,将附近劳动人民的田园、住宅、墓地……统统收归己有,逼得南关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邓中夏列举了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揭露了大地主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锟不是强盗?土匪?强夺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什么不受法律的制裁?法律,法律等于狗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使学生们更加认清了中国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邓中夏还以“物质变动与思想变动”为题,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鞭挞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并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分析人的思想,分析社会及历史的变迁。

邓中夏还谆谆教诲大家不能单纯的研究文学艺术,要认真研究人生和社会,研究唯物和唯心。为了搞清这些问题,他将《新青年》上刊登的李大钊的文章《今》和陈独秀的文章《人生真义》,推荐给学生们,还出了一个名为《我的思想变迁史》的作文题目,让学生们自己解剖自己,认识自己,以明确今后自己应当走什么道路。邓中夏从教授新文化入手,热情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以火一样的激情号召大家:“救中国的是我们!我们向前赶吧!

当时的高师是保定很有声望的高等学府,邓中夏在这里公开宣讲新文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抨击封建主义的复古守旧思想及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在保定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邓中夏很快成为保定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名人物,许多进步青年慕名前来拜访求教,一些学校也纷纷邀请他做学术讲演,保定新文化运动日益活跃起来。

1921年夏,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负责人王锡疆、安志成邀请邓中夏到校讲演。消息传出,学生们蜂拥而至,教室内座无虚席。邓中夏以《文学与社会改造》为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文学、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讲述了文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讲演中,邓中夏批评了“文学与人生、社会毫无关系”的论调。反对把文学做为“阐道异教”的工具,反对把文学当做贵族的消遣品和娼尤的献媚术。他认为文学与社会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谆谆告诫大家,“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改造”。劝大家“莫再做‘风花雪月’的堕落文学,莫再做发牢骚,赞幸运的个人文学”。他主张“要做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改造的文学”。邓中夏以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分析,使学生们深信折服。讲演持续了三个小时,虽然天气热,听众多,教室狭小,但秩序井然,很多人听得入了迷。

邓中夏到保定宣传新思想,讲授新文学,对古老守旧的保定文化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的革命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保定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继邓中夏之后,我国另一位早期共产主义者、党的著名活动家何孟雄也于1922年春来到保定,任教于育德中学。他公开宣讲《共产党宣言》,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邓中夏等人在保定的革命活动,为这座历史古城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他们教授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诲下,一大批政治上敏感,富有进取心的青年学生,在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中,辨识清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为保定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保定进步社团的建立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保定各校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他们中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探讨社会改造等问题。         1921年春,在邓中夏的建议下,王森然、施天侔等直隶高师学生,首先组织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新教育协进会”和“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社团。邓中夏亲自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为研究会制定了宗旨,拟定了图书目录,包括哲学、文学、经济、社会等10多种书刊。其中有《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在邓中夏的指导下,高师这些社团组织,团结了进步同学,巩固了进步力量,使新文化运动空前活跃,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向校内和社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主力军。同年冬,在邓中夏的指示下,育德中学的安志成、王锡疆等将组织庞大、成员复杂的“文学研究会”改为“社会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改造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随着高师、育德中学进步社团的出现,保定其他一些学校的进步社团也相继建立。这些进步社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们暗中出售《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俄国革命史》等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并通过举办报告会、讲演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广大青年学生针锋相对的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流派作斗争。同时还在育德中学举办了“工人夜班”,成立了铁路工人夜校,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并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力量。与此同时,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转变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开始认识到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的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从而自觉的站到工人阶级方面,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谋利益。这样,就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保定的传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保定党团组织的建立和早期革命活动

团组织和中共保定小组的建立    保定各校进步社团的活动,团结了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保定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在组织上、思想上准备了条件。19215月,邓中夏在保定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首先将直隶高师一批思想觉悟较高的青年学生张仲毅(张毅先)、阎仲拥、余世清、王新邦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时,邓中夏还指派张仲毅积极与育德中学安志成、王锡疆进行联系,商量在育德中学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年10月,张仲毅在育德中学发展了安志成、王锡疆、杨其刚入团,并在育德中学建立了团的组织。

1922210日,张仲毅,安志成在邓中夏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将直隶高师、育德中学两校团组织合并,建立了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外称“社会问题研究会”。共有团员23人:张仲毅、阎仲拥、余世清、王新邦、杨其刚、王其彭、王锡疆、安志成、陈允登、彭桂生、陶永立、李德荫、卜锡君、高振鸿、武振华、张廷瑞、孙友曾、林梦书、邹舫、石学曾、马克勤、莫易琨、刘承皓。张仲毅、杨其刚任执行;王其彭、王锡疆任书记;张仲毅、安志成任总干事;安志成、李德荫任宣传。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全国建立较早的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直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领导。保定团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展各校进步社团组织中的先进青年入团,到19225月,已有团员100余人,遍布于高师、育德中学、六中、男二师、甲种工业学校、军官学校、铁路等各校各单位,成为保定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断深入和各校进步社团及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中共保定地方党组织建立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2212月,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育德中学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锡疆、杨其刚、安志成、彭桂生等4人由团转党,并建立了中共保定小组,由王锡疆负责。这是保定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和最早建立的党组织。

1923年夏,中共保定小组发展育德中学学生张廷瑞、刘承皓、陶永立等人由团转党。

中共保定小组的建立,成为带领和组织保定城乡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从此,保定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初步兴起的学潮斗争    19221228日,直隶二师爆发了争取学生民主权利、反对封建校长刘续曾的学潮斗争。刚刚建立的保定党组织,积极领导了这一学潮斗争,通过学生自治会,对封建校长刘续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刘续曾停止对学生的一切供应(师范由学校供给学生生活和学习费用)后,学生自治会采取3条紧急措施:1.请求保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对二师给予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援。2.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去直隶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校长刘续曾。3.投书报馆,揭穿刘续曾及少数亲信的阴谋,制止他们迫害进步学生的活动。省教育厅闻讯后,急忙派代表景守文来校调解。为进一步镇压学潮,刘续曾宣布开除王化机、李贵珍等17名进步学生。但学生们毫不妥协,继续坚持斗争,学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苦心经营封建教育20多年的直隶二师校长刘续曾,学潮斗争取得了胜利。

铁路工人的早期斗争    保定党组织成立后,根据党的一大、二大决定,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当时,保定铁路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同中国的官僚买办相勾结,对铁路工人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经济上,他们用最低的工资,廉价购买中国劳动力,用任意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人工资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当时,保定铁路工人的工资极其微薄,一般工人的月薪只有69元。在军阀混战,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点工资养家糊口已经十分困难;但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买办还要寻找各种借口从中克扣。他们常常借口工人“犯规”,任意扣发工人工资;借口战争,经济困难,拖延发薪时间或欠发若干薪金。此外,逢年过节,工人都要给站长、段长拿礼钱。遇到他们婚、丧等红白事,工人们还得上礼。经过种种盘剥,数元工资所剩无几,妻儿老小只得去拾煤核、拣烂纸、当佣人,甚至乞讨度日,遇有伤病,就更苦不堪言。铁路工人就是这样在贫困、失业、饥寒的死亡线上挣扎着。

在政治上,铁路工人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没有保障,人格被污辱。工人见站长、段长、总管、监工等须称呼“老爷”。“老爷”有权训斥、打骂、处罚工人,如果工人稍有不从,轻者被打骂、扣薪、罚款,重者则被开除。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深重的政治压迫,激起了铁路工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刻骨仇恨。

保定铁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中,保定铁路工人就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威力。19228,京汉铁路北段发起了全路总同盟罢工,保定铁路工会组织工人参加了这一罢工斗争。组织了纠察队,工人以自己使用的工具月牙斧、铁锤、杠子为武器,进行操练演习;同时还组织了演讲团,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了调查团,负责探听消息和罢工的通讯联络。24日晨,保定铁路工会按照规定,准时罢工,工人们都离开了做工岗位,火车立即停止运行。罢工一直坚持了两天,迫使铁路当局答应了8项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32月,保定党组织成立后不久,又组织领导保定铁路工人积极投身二七大罢工的浪潮。罢工前,保定铁路分会负责人、共产党员何立泉、白月岳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决定于24日午时实行全线总同盟大罢工,以反抗反动军阀统治。保定铁路分会一致响应总工会的罢工号召,当即组织了纠察队、讲演团、调查团,一切准备就绪,4日午时开始罢工。罢工工人登上停在车站的机车,灭火清炉,卸掉机头,机器房停水停电,电工切断电源和电话线路,南来北往的列车都拥塞在保定车站,整个京汉铁路顿时瘫痪。于此同时,保定铁路分会还散发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和传单。大罢工使反动军阀惊恐万状。6日夜,驻保直系军阀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保定车站和铁路分会,抓捕了保定铁路分会负责人何立泉、白月岳。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会的许多工人领袖残遭敌人的杀害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力量,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在全国人民中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望,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和国外进步团体的同情和赞扬。正如共产国际宣言中所说:“这次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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